19熊彼特
    熊彼特是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系列故事的最后一篇留给他是我最大的敬意，也是一份荣誉。
    熊彼特的出身是奥匈帝国的富裕之家，在完成贵族中学的学业后他如愿进入了维也纳大学读书，当时维也纳大学和德国大学一样达到了他们声望的顶峰：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都任教于此，此外，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克林姆的建筑学，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无不是人类精神的高峰。熊彼特所受的教育毫无疑问是先进而贵族精英化的，在那个年代他就可以修习统计学课程，而庞巴维克的讨论班更是精英荟萃，这里他认识了老同学哈耶克和梅塞斯以及希法亭，这一讨论班是经济学史上的大事，可以说这是唯一一个与马克思进行正面理论交锋的团体，此时整个欧洲的其他经济学家几乎已经投降了。熊彼特的大学生活是典型的丰富多彩：他出现在法律系、建筑系、哲学系、艺术系和经济系，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综合一体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观点有很大影响。熊彼特一生有三个愿望：白马王子、富翁、大学者，而这一切都至少部分得到了实现。
    熊彼特毕业时一心想要留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不过一开始并不如愿，后来他在庞巴维克和梅塞斯等人的推荐下才一步一步逼近这个奥匈帝国的最高学府，这期间他还抽空去英国拜访了马歇尔。不过和梅塞斯相同，作为贵族精英化的教育接收者，他们与奥匈帝国有着紧密联系，两人在学术上展示了巨大才华后都步入了帝国的其他领域：梅塞斯出任奥匈帝国的财政大臣，据说取得了很大成功。而熊彼特则先是担任财政部顾问，然后步入商界，出任了银行的经理，作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不过熊彼特的表现证明了他并不是个商业天才。这家银行不久后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而熊彼特因此负债累累。于是他重回教职，并依靠报纸专栏的写作偿还债务。熊彼特早年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在德国大学的经济史学派那里反映冷淡，联系德国大学那个时候的世界声望，这让熊彼特备受打击。不过这次熊彼特在波恩大学谋到了教职，之前他几乎已经确定要去日本任教了，他在这所小学校里一直生活愉快，不过经济史学派的压迫、德国的大学国家化以及德国的纳粹迫害（我依稀记得熊彼特有犹太血统？或是他对迫害犹太的行为十分厌恶）最后驱使他选择了离开德国前往哈佛大学任教（这里薪水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须知熊彼特此时仍然欠债）。在离开时充满伤感的宴会上，熊彼特曾经即兴演讲，他说经济学应该没有学派，至少不会有熊彼特学派，这反映了熊彼特对于价值观偏见的极度谨慎。在哈佛熊彼特提倡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尽管作为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并不十分精通数学，他成为了哈佛历史上第一门数理经济学的授课老师。熊彼特、列昂惕夫和延森使得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研究水平不仅在美国，也在全世界达到了巅峰。即使在现在，那个年代也被誉为哈佛经济系的黄金时代，而这一黄金时代的熏陶结果是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从哈佛走出，其中的代表作是萨缪尔森。熊彼特的晚年着力于史诗般的著作《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花了十年时间写作，到死也没有完成，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花费了巨大心血整理他的手稿并最终出版，但是她本人因为劳累过度在出版前夕去世了。这部著作表现了令人窒息的才华和学识，据说熊彼特写作此书时查询的很多资料和书籍哈佛大学图书馆都没有，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各个欧洲大学的图书馆中搜寻，一本书的问世不仅是熊彼特本人的学识，还有无数哈佛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和他妻子伟大而坚贞的信念，不过这本书的内容和影响绝对值得如此牺牲。
    熊彼特一生不缺少浪漫史。他的第一任妻子感情很好，可惜英年早逝，这对熊彼特打击颇大。尔后在德国期间他与自己的女秘书陷入了热恋之中（听起来怎么像小地摊文学杂志的内容……=。=！），据说去了哈佛后熊彼特本人仍然多次返回德国与女秘书约会。他的最后一个罗曼史来自于一个仰慕他的女经济学家，正是后者为了整理其书稿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据说熊彼特在哈佛的最后一段时间过得并不开心，一方面，真正的数理经济学潮流来到哈佛后熊彼特不再属于实干力量，这让他在巨大的光环下多少有些孤寂，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是熊彼特最喜欢的学生，他的才华在念博士期间已经表露无遗：萨缪尔森在博士生时已经是经济学的高级研究员，这是一个比普通讲师还要更高等的头衔，即一个学生比一般老师有更高的地位。而传说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答辩完后熊彼特擦了擦身上的汗，对着另一个答辩委员会成员列昂惕夫说：“我们通过了他的答辩没？”。萨缪尔森毕业时邻居MIT给予了他教授的职位，而哈佛的教授委员会讨论了半天后决定只给予他副教授的职位，因此萨缪尔森选择了MIT的经济系，并成为MIT经济学崛起的顶尖力量之一。熊彼特对此非常的失望，作为系主任他在经济系的走廊里面咆哮着，注意是咆哮着“我知道那帮家伙怎么想的，他们害怕他（萨缪尔森），害怕他反衬出他们的愚蠢和无知，现在他们满意了吧？”此后耶鲁大学曾经积极接触过熊彼特，后者几乎已经要决定离开哈佛了，这时哈佛经济系竭力挽留他，并还想方设法让萨缪尔森等学生给写信挽留熊彼特（大家可以猜想萨缪尔森写信时的心情）。最终熊彼特没有走，不过此后一直郁郁寡欢，直到逝世。
    熊彼特的思想没有凯恩斯那样显而易见的影响，他的贡献更多是潜移默化的，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破坏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更学术化的贡献则是商业周期和政治学上的精英民主理论。熊彼特的一生有着中世纪骑士的理想主义传奇色彩，他有着巨大的光环，却也有着巨大的孤独，他的理论，很多人自认为很懂，其实真正没多少人明白。

    本来想在20写个终稿，不过这里一并写完也不错，19这样遗憾而未完待续的数字更有意义。本来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告诉大家，不过毕业的时间真的到了，我们都是和时间赛跑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总要面对头顶的帽穗被拨过去的庄严一刻。人生有长有短，有来有去，就如同前面我们看见的这些伟大的人，无论他们如何聪明、如何不同凡响，最后只有这些故事和发旧的作品在时间里沉淀、回味，这大概就是人生吧。这些故事算是我这个快要被赶出人大的人最后能带给大家的一点东西，希望你们能喜欢这些故事、喜欢这些人、喜欢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喜欢生活、喜欢生活中那些积极向上而充满理想的东西。我大学四年无论辩论、做学问都很孤单，没有很多能回馈给学校、给学院、给师弟师妹和后来者的东西，这些故事如果你们有哪怕一点点的收获，对我都是一种荣幸。我还想借这个故事表达对梁晶老师的敬意，尽管您看不到这篇文章，但是我知道您对经济学教育和我们这些在经济学研究蹒跚学步的人充满了这些经济学家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这是一种为一个梦想而奋力追求的气质，它鼓舞和感染了您周围的每一个人。
    照例要谈一谈文献：这些连载中贡献最大的是：威廉．斯皮尔伯格的《经济思想的成长》，这本书里提供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趣事的素材，我要对作者的渊博学识在一年半之后的现在再次致敬，如果你们读了此书后认为我有抄袭嫌疑，我将予以默认。其次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北大中心同样喜欢熊彼特的简练师兄引我进入了这本书，不过辜负他的是我至今仍未读完，但是不可否认这本书对我获益匪浅，写作时有很多参考。还有很多经济学家著作的评析来自于自己所读的原著、和他人的讨论已经道听途说外加信口开河（？！），对于这些内容可能的错误毫无疑问我要负担全部责任。
　　最后的最后，我想提一下一个北大的不知名的师兄，是他本科毕业所写的那个数学家的故事感动了我，也让我产生了写这么一个连载的想法并有勇气最后实现它。师兄的两个东西我印象最深，一个是他的签名档：“美丽有两种：一是深刻又动人的方程；一是你泛着倦意淡淡的笑容。”另一个是他的故事的结尾，今天我也模仿这个结尾，而这是在开始写这些故事的第一天就已经确定的。
　　To Someone：我假设你你有机会能来TDRD或者我的Blog，也会有耐心能读完这些文章，希望你能喜欢这些故事哪怕只有一个，尽管你不喜欢经济学也不喜欢我。

18凯恩斯
    1883年，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劳动价值论的最后捍卫者马克思与世长辞，同一年中凯恩斯和熊彼特相继出生。一代宗师的离去和两个开拓者的诞生似乎预示了经济学的巨大动荡。再没有比论述凯恩斯和熊彼特更能代表近代经济学历史的了。这种轮回的上一个例子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逝世的同一天伽利略诞生，而伽利略死亡的那一年牛顿出生。
    凯恩斯：凯恩斯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天才+优越的环境+圣贤之师的结果。凯恩斯出生在剑桥，父亲是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管理者，据说也是很好的逻辑学家。凯恩斯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先是学习数学，然后跟随罗素玩哲学，最后被马歇尔相中转学经济学。凯恩斯的才华和旺盛精力在那个时候就显露无遗，他成绩优异、藏书颇多并且拥有很好的文笔。他还是社团活动和交际活动的中心人物，轮盘赌和纸牌场上也经常有他的身影。凯恩斯的一生也经历过挫折：在一次考试里他没有拿到第一，这使他没有进入财政部工作；而他的第一次教席尝试也没有成功，不过这样他就不会作为逻辑学教授出现在大家面前。不管怎么说，这些挫折对于经济学来说是大大的幸事。最后是庇古继承马歇尔的传统，用自己的基金为两位讲师支付薪水，凯恩斯是这一制度的直接贡献，据说这一传统现在还在剑桥得以保留。
    凯恩斯的著作并不止于经济学，只要注意到他的哲学和数学背景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实际上凯恩斯还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概率论》，个人认为这本书的影响不下于大家挂在嘴边的《通论》。有意思的是凯恩斯尽管精通数学并且对概率论贡献颇大，但是他本人从来不愿意用概率来描述不确定性，对于他而言，可以用概率描述的东西本身就具有确定性了，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的观点。
    凯恩斯的经济学影响巨大，这一点只要对应凯恩斯前后20年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发现。边际革命是3个人的革命，而凯恩斯的革命则完全是他自己一人导演的，凯恩斯的影响远超过边际革命，这一超越是在基本价值观上的，政府的作用被提出，市场的干预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凯恩斯的巨大变革也是有深刻背景的，从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和拿破仑战争，到门格尔时的普法战争，资本主义世界尽管不断动荡，却仍然保持活力，而凯恩斯时代的资本主义真正遇到了困难，大萧条和两次大战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凯恩斯钟爱西方文明，他选择了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可以说这是改变历史轨迹的伟大选择之一。
    凯恩斯的传奇还不止于此，他不仅是个声望卓著的教授，同时还是一个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和保险公司的经理，他本人的股票投机则完全是本发家致富的教科书。他同时还是政府部门和政要的咨询常客，在二战后他更代表英国政府和美国讨价还价，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对于这个体系是不满的，他曾经隐约指出了自己的担忧，而后来的发展见证了他的敏锐直觉。凯恩斯带着妥协的体系归来，可是英国仍然大喜过望，对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言这位伟大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所给予英国的所得已经超出预期。为此凯恩斯得到了贵族的头衔。

昨天参加了毕业的足球告别赛，刚踢完又是宿舍的散伙饭，怎么说呢……很热闹也很怀念，我们大约是真的要走了……不过好久没活动了……肌肉持续酸痛中……

今天帮院里看了9个小时的夏令营的简历，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狡猾了，能靠谱的老外、数学课、论文全方位出击……鉴别优劣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人的论文我怎么看怎么眼熟，果然跟另一个人的论文大同小异，数据、方法和结论完全相同……不厚道阿……看来两个人还是一个班的……汗……

17边际革命（下）
    门格尔：门格尔和他的信徒们是主观价值论和反马克思的代表，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无休止地争论，并且同德国的历史学派形同陌路。门格尔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的私人教师和密友，获得了巨大权势，他身边聚集了大量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维塞尔、庞巴维克还有徒孙级别的熊彼特、梅塞斯、哈耶克……毫无疑问这是谁都难以想象的豪华阵容。维塞尔喜欢独立安静的思考，而他的妹夫庞巴维克则是典型的争论者，那个时代任何经济学争论没有庞巴维克掺乎是不可想象的。门格尔的伟大在于奥地利学派的伟大，他们的胜利是一种主观价值观的宣扬，并且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展开了持久论战，他们不用数学、坚持政治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后者为他们在西方赢得了巨大声誉，需要知道的是，奥地利学派的人拿的是法学学位而不是经济学，这或许最能表明他们的态度。
    瓦尔拉斯：瓦尔拉斯的父亲是古诺的同事，两人同样在经济学界郁郁而不得志。瓦尔拉斯继承了他父亲的很多基本观点，并且终于让其得到了世人的承认。瓦尔拉斯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联立方程表述和一般均衡的思想，这一点让他得到了几乎所有经济史学家的称赞。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有着深深的古诺的影子，他们同样是纯理论经济学的代表，同样不求解决问题而且一种表述问题的方式，也同样迟迟没有得到别人的重视。瓦尔拉斯的教席后来由帕累托接替，帕累托此时也是意大利铁路和重型工业公司的总裁，他接触经济学较晚，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埃奇沃思的无差异曲线得到了最贴切的应用，使得效用的序数论得以发展，希克斯和艾伦在30年后将这点发扬光大，并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帕累托最优则是所有公共福利问题的最低准则，尽管这个准则往往并不好用。
    杰文斯由于他事实和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门格尔由于顽强的价值观捍卫者、瓦尔拉斯则由于伟大的一般均衡体系，三个边际革命的创始人在不同的维度上留下了不同长短的坐标。
    剑桥学派：我们提到的第三位伟大的剑桥数学毕业生，而他使得母校得到了当时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但是马歇尔对于数理经济学本身比那些不通晓数学的人要谨慎地多，他的数学使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中庸而四平八稳，不像瓦尔拉斯满目符号和图表，马歇尔将这些都隐于附录之中，这导致了更多的理解和赞赏。马歇尔的英国背景让他对于古典著作更为推崇，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继承性的而非破坏性的，这大概是新古典的来源。他也预料到了计量的兴起，但是他远没有那么时间给予细致的工作。所幸的是他因此提出的很多观点被后在者证明是先见之明。马歇尔编写了最后一部权威的创造性教科书，它迅速取代了穆勒的著作并在作者身前出到了第八版，这本书包含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最新进展，后来的教科书在日益变化的经济学研究前都只能充当总结性的而不是开创性角色了。
    马歇尔的学生是庇古，后者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的先河，并且开始讨论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概念。庇古的学生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庇古本身对凯恩斯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关于国民收入的很多讨论正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石。
    边际革命的闭幕曲来自于垄断问题，在竞争和垄断的二分法面前，罗宾逊夫人和张伯伦开始了不完全竞争的探讨。尽管两人观点大相径庭甚至互相冲突，但他们都涉及了垄断竞争这一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的反应是不一的，芝加哥学派不承认垄断竞争而是坚持垄断和完全竞争的两分法。另外的人则开始寻找其他的理论解释，其中熊彼特赞成垄断，而加尔布雷思则乐观地认为i垄断力量之间的制衡力量会削弱垄断。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作为哈佛和剑桥的两个代表，暗示了新旧剑桥的更替（哈佛和MIT所在的地方也叫剑桥，或者说，就是照着剑桥的名字而起），也象征经济学的英美轮换。尽管还有凯恩斯、希克斯这样的大牛存在，大英帝国的经济学还是不可避免地慢慢衰落下去。

16边际革命（上）
    真的快毕业了，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完成这个连载，我会尽量写，大约只能以熊彼特为结束，大家见谅。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体系再也无法负载古典经济学巨大的重量，大不列颠的太阳开始慢慢消沉、下坠，在马克思和边际革命的号角声中成为历史。边际革命是完全彻底的经济学革新，边际分析成为了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消费者和厂商在这里汇集，并产生了均衡。边际生产、边际成本再加上后来的边际效用，构成了我们今天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伴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最优化开始进入经济学，这为数学的大举入侵开辟了道路，这其中的急先锋是微积分。边际革命实际并不如人们想象的是一场革命，它实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在政策思想上边际学派顽强守护了古典学派的市场观念，这一切的和谐直到凯恩斯的出现才宣告结束。
    先驱者们：马尔萨斯大约是第一个隐约直觉到边际的人，他曾经提到过要注意微积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边沁的幸福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极值观点或许更多是一种巧合。另一个剑桥的数学系学生汤普森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明确将微积分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人，但他并不是最早的，在意大利和法国的主观价值世界里微积分和数理推理的影子更有历史。加里安尼是亚德里亚海的忧郁代表，法国的骄傲则是古诺。古诺是个大学校长，在数学与哲学方面很有研究，他的声望主要是来自于上述方面，经济学则是不被人理解的。法国经济学家与英国本质上的不同是他们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理性主义的，社会就是一个自我平衡的完美秩序。这从重农主义开始，到古诺再到后来的瓦尔拉斯、阿莱和拉丰、梯若尔，浪漫的法国人出奇地理智而机械化，笛卡尔的哲学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古诺用一种现在标准的纯理论经济学的讨论方式来描述市场，讨论效用函数和独裁关系，以及我们熟悉的古诺模型，而这些在那个数学远未普及的年代显然是无人问津的，下一个完全数学化的尝试来自于马歇尔，后者无论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是个人的文笔都注定了一个更为成功的结局。再一个悲剧来自于德国人屠能，他实际发展了一套完整的边际生产理论，人们对该书赞誉有加但却忽略了边际生产理论这一最基本的贡献。屠能的墓碑上刻着更号下（ap），a表示生活资料，p表示价格，屠能认为这就是自然工资的公式。另一个德国人戈森更为悲惨，他发展了完全的消费理论，但是在德国的历史学派统治下这只能是个笑料而已。在作者死后20年，功成名就的杰文斯被一个同事引到了这一著作前，他随后将这个意外发现告诉了瓦尔拉斯，两位边际革命的旗手一起缅怀了这位先驱，正如任何革命一样，总有人注定要牺牲。
    杰文斯：杰文斯只活了47岁，但是这不妨碍他拥有丰富的人生。他出生于富有家庭，但是父亲早年破产，于是他舍弃了在伦敦大学的学业而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造币厂任职，同时他还在那里进行气象测量，从而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史上留下了永久的一笔。在积累了财富后他放弃了很多优厚生活回国继续学业，据说他不喜欢考第一名，而满足于三、四名的成绩。杰文斯毕业后任了自由撰稿人、大学教授等诸多工作，最后死于溺水，这证明经济学家学会游泳的伟大意义。杰文斯尽管因为边际革命为我们经济学学生所熟知，可是据说更多的人是因为他权威的逻辑学教材而知晓他。
    杰文斯的理论是现实化的，在结合现实阐述思想方面，他贡献颇大，杰文斯本身学术生涯十分短暂，也远未有很多追随者，这为马歇尔日后如日中天的地位埋下了伏笔。

今天Troy像长久以来所计划的那样，作为一个圣骑士，万分荣耀地来到伟大导师乌瑟尔的墓前，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最后下线前的归宿。

“光明使者乌瑟尔在此安息

     第一圣骑士，白银之手圣骑士团的奠基人。乌瑟尔誓死保卫洛丹伦王国，尽管他最心爱的学生背叛了他，但我们相信他的灵魂永生。即使厄运降临我们的故土，他依然在关注我们。他的光芒将照亮所有人类前行的路途—只要我们依然以他为榜样，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无名氏”

   作为一个圣骑士，脱下荣耀的审判套装，穿上最朴素的光铸，安静地坐在乌瑟尔的雕像前。在没有比这更好的告别方式了。光铸，永远是每个骑士的梦想。

   Troy还是非常感谢 希丽莱雅、优雅、百炼钢等朋友，没有你们，魔兽世界将毫无乐趣。在统一、追风和祈祷工会的那些快乐日子值得以后回味。

   Troy也很感谢圣骑士这个职业，尽管就是个经打能抗的治疗职业，没有输出职业的快感，可是圣骑士本身就是牺牲自我救赎团队的职业，暴雪的设计很好地贴近了这个精神……尽管有时确实很可怜……Anyway，Troy如果可以再选，圣骑士还是不后悔的职业。

ID：哈德良

职业：圣骑士

装备：BWL毕业

喜欢的事情：圣疗拯救战士、钓鱼、烹饪、帮工会带新人FB……

15德国的历史学派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理论和实际情况都存在相对的矛盾，这在社会学科中尤其如此，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描述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但是却可以探究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中，讲求事实，希望在史实中寻找真理的观点被称作历史主义。所有的历史主义中以德国的历史学派最为有名，这也是有一定理由的：德国的分裂和专制长期培养了注重经济政策而不是理论的官房长官经济学，而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由于康德、黑格尔的存在而在德国影响微弱。特别是黑格尔，他的国家主义哲学深深地为德国历史学派打上了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烙印。德国的历史学派宣称要在历史中寻找真理，嘲笑空洞的理论，事实却是他们研究了半世纪的经济史却仍然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所谓真理来。
    李斯特：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所提的最著名的观点就是保护关税，意思是关税保护幼稚产业以达到能和外国先进产业竞争的能力，这一观点现在广泛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尽管人们现在对它的诠释要比当年李斯特所认为的重要的多。与他的后继者不同，李斯特实际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希望全世界都能变成英国那样的国家并对英国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他与当时的政府联系密切，但是是不友好的密切……他领导了重要的德国铁路建设和关税同盟运动，但是也经历过监禁和放逐，最后他在绝望中自杀，这是一个不圆滑也不讹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下的惯常结局。
    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历史学派的三位创始人，后两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并在早年被迫害很深。此时的历史学派很具有活力，站在史实的角度诠释古典经济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他们三人之间互相争论批判，显示了巨大的学术活力。尽管他们没有探索出什么有意义的经济学规律，但是强调客观经济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影响颇深，后者继承了他们的遗志，并发扬光大。
    施穆勒：凭借强大的大学系统和国家政权，施穆勒在德国统治了理论经济学，他被国家封为贵族，并无数次地如现在的中国教授一般为当权者的经济政策大唱赞歌。从他开始成为新历史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典型特点就是对经济学理论饱含敌意。有个故事是说施穆勒如日中天的时候去瑞士的伯尔尼参加统计学术会议，会上一个瑞士年轻人说到了“经济学自然规律”，施穆勒打断了他，告诉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先生，并不存在任何的经济学自然规律。”年轻人反问到：“先生，你是否知道伯尔尼哪里有吃饭不付钱的餐馆么？”施穆勒很不高兴，带着怜悯说：“没有，不过倒是有便宜的。”“这不是经济学自然规律么？”年轻人答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帕累托。
    施穆勒临死时曾经有过悔过之意，他说自己的追随者们只是研究经济史，不再熟悉他们与之斗争的那些新理论了。当然他的领导下也不是毫无作为，恩格尔和他的恩格尔系数就是其一。马克思.韦伯和马克思尽管不完全算历史主义的后继者，但是他们的思想跟历史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克思和门派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很有意思，但是时间不够，我没法详写了。下期开始我们将开始进入边际革命的时代。

14古典经济学的黄昏
    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巨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类似于全盛时的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里斯密好比开创性的人物，而李嘉图把它带到了顶峰，穆勒则是最后的体系大一统者。也正如亚里士多德一般，最后的辉煌见证了没落的明天，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边沁：在李嘉图死后和穆勒崭露头角之间，对于古典学派的质疑已经悄悄开始，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边沁。边沁是个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但是功利主义的效用度量观点无疑是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同样，边沁的观点并不与古典学派直接为敌，但是他的思想暗示了效用论和边际革命的巨大潜力，这一改变势不可挡。而另一方面，边沁的思想影响了老穆勒，老穆勒影响了李嘉图，因而他曾经很得意地宣称自己是李嘉图的精神之祖。
    边沁的故事同样很有意思，据说他非常聪明，12岁时就进入了牛津大学的女王学院，15岁时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而他自己却喜欢学者的生活，不过幸运的是这没有引发家庭纠纷，反而他父亲负担了他学术一生的绝大部分花销。边沁死后将所有的遗产都捐献给了伦敦的大学学院，并以此换得了其后人的董事会出席权。他的遗体捐献了科学解剖，并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用于公开展览：他坐在一个椅子上，手带着手套拿着拐杖。特别的是他的头是蜡制的，真正的头放在两脚之间的一个盘子里……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的出现让古典经济学暂时免除了危机，他是一个天才+后天教化+红颜知己+完美性格的合成品，他3岁时学习希腊语，8岁拉丁文，11岁开始阅读《印度史》、 12岁掌握了代数和初等几何，并且开始学习微积分，还写了一本关于罗马政府历史的小册子。15岁到18岁时编辑出版了5卷边沁的手稿，19岁时则开始独立发表学术论文，当然这与他父亲近乎疯狂的管教有莫大关系，这些深深伤害了穆勒，他20岁时就有了神经衰弱，每每回忆童年，最多的词汇就是“没有玩具”。
    天才而早熟的穆勒并没有将他的成就归功于父亲，而是一个很有渊源的女子：哈丽特.泰勒，第一次见面时穆勒24岁，泰勒23岁，虽然一见钟情，但是泰勒此时已是2个孩子的母亲。两人的友谊或者说柏拉图恋爱一直维系了20年，1851年泰勒丈夫去世，在度过一段认为合适的守寡期后两人结婚，不幸的是泰勒1857年便去世了。穆勒将几乎自己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泰勒的睿智，这显然有个人感情夸大的因素，但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泰勒一定在很多方面鼓舞了穆勒，即使她没有提出任何的意见，其温顺沉稳的性格足以影响穆勒的成功。
    穆勒的成功在于他温顺的学术观点，哪怕是他最厌恶鄙视的流派他也会试图从中得到有用的启发，几乎那个时代所有的学术观点都在穆勒的庞大体系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映，这使得穆勒的成就不是某个流派或某种情绪的反映，而是那个时代的反映。在配上出色的文笔和体系化工作，穆勒的教科书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权威，杰文斯、门格尔都批评过穆勒，但是在推荐教科书时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权威，而下一本更新换代的替代物要等到马歇尔来完成了。穆勒的包容一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受到所有学派的腹诽，他自己半开玩笑的说神秘主义者认为他是功利主义者，而在功利主义者那里他是神秘主义者；自由论者把他作为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逻辑学家认为他是个多愁善感之人，多愁善感的人当他是讨厌的逻辑学家。但是无论如何，前面是古典领域的开拓者，后面是边际革命的领军人，穆勒的博学和温顺在这剧烈变动的中间加上了温润的符号，一个庞大而精致的古典体系，看上去很美，但是也陈旧不堪了，古典经济学的潜能已到极限。
   另外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穆勒有一个养子，叫伯兰特.罗素……=。=！
   福塞特：穆勒的信徒之一，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在25岁时的一次狩猎意外中致盲，而后才开始学习，但是凭借努力成为了剑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有薪水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而他的继任者是马歇尔。

13自由主义的巅峰
在讲述今天的内容前，我们先要补充昨天遗漏的一个人物：
西斯蒙第：西斯蒙第的家族据说是佛罗伦萨的世家，不过为逃避宗教迫害迁居瑞士。西斯蒙第本身的贡献与马尔萨斯类似，都是生产过度的代表，在分析生产过度时西斯蒙第助长了一种动态的方式，即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他也是提出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先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斯蒙第与斯密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同，而更接近或者说开创了现代自由主义。不过西斯蒙第的思想波旁复辟的时代显然过于超前，他的思想所得的反响甚少，这深深地刺激了他。为了表达生产过度的信念，他坚持雇佣最老弱的工人为其工作，而在死的时候，他万念俱灰的说：“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
切入主题，还有比李嘉图更能给古典经济学加冕的人么？
　　李嘉图：李嘉图的一生光彩照人，他出生于富商家庭，却因为背弃信仰跟一个其它教派的女子结婚而被逐出家门。不过李嘉图学会了父亲的股票交易技巧，他自己作为证券经纪人获益颇丰，并且诚实守信的原则颇受人景仰。李嘉图４０岁时大概就离开商界开始学究隐居的生活，尽管如此在他死时仍然留下了７０万镑的财产，在１８２３年这的确是一笔巨资。此时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李嘉图认识了穆勒，两人因为共同的经济学兴趣和宗教迫害过程走到了一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穆勒成为了李嘉图理论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而他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李嘉图还曾经做过议员，虽然没有政治天赋，但是李嘉图显然收获颇大，他独立且受人尊敬，在著名的谷物法和国债法上，李嘉图运用他的智慧和影响力达到了自己认为有利于英国的目的，尽管这些法案本身对他的私人财产损害不小。
　　李嘉图最光彩的还是他的经济学，李嘉图的经济学成为了一个庞杂的体系，而他的个人魅力和思想团结了一批信徒，这些人积极地捍卫李嘉图，自由主义的阳光和恶毒一起统治了当时的经济学界。李嘉图的方法很接近现代经济学，依靠几条认为自明的前提假设推导结论，应该说，李嘉图的方法论比他的思想影响更为持久而深刻。马歇尔、凯恩斯、希克斯概莫能外。李嘉图的学术生涯绝对是天才而不是后天训练的体验，事实上他２７岁时才在度假胜地偶然发现了斯密的国富论（老先生公德无量啊……），觉得挺有意思，１０年后他才开始从事经济学写作，而再一个十年李嘉图成了自由主义的巅峰，而后３年李嘉图病逝。
　　李嘉图跟马尔萨斯的友谊很值得一说，他们多书信来往，两个人在学术上争锋相对，典型的死对头，但是争论久了也就不打不相识。尽管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是李嘉图充分表达了他对这份友谊的重视：在他庞大的遗产中专门为马尔萨斯留下了一笔不菲的年金，保证后者衣食无忧。

12斯密和李嘉图之间
斯密的国富论一大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各国大学开始设立政治经济学教职，法国曾经设立此教职，但是在拿破仑时期被取缔，而后波旁王朝复辟，得以恢复，而一个叫萨伊的人因此找到了饭碗。
萨伊是以斯密最伟大的诠释者在当时闻名的，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比国富论本身要更加通俗易懂，据说哈佛将其作为教材使用到了1850年，而达特茅斯则用到了1870年。最为自由主义的忠实拥戴，美国对萨伊特别持有好感，杰弗逊、麦迪逊等开国元勋曾经公开保证如果萨伊来美国，会得到盛情款待，而杰弗逊自己创立弗吉尼亚大学时很正式地向萨伊发去了加盟的邀请。
但萨伊现在闻名的则是他的那句名言：供给创造需求。这句话的境遇和我们前面聊过的亚里士多德的公式有些类似，由于这句话本身过于笼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评价，有站在货币角度的、以物易物角度的、一般均衡的……乱七八糟……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有不少好处，不是么？
下面我们聊一下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三个重要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父母的反抗者，或者说，很叛逆=。=
孔多塞：孔多塞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特别的是好像是圣母派的信徒？因而孔多塞在9岁之前一直身着女孩衣服……这或许导致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创伤。孔多塞厌恶宗教和专制，大力倡导民主和自由主义，不过他的一生似乎充满悖论：除了主观价值论以外，他最重要的贡献正来自于对大力倡导的民主的警惕：著名的孔多塞悖论是已知最早的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前奏；而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原因是他不够自由主义=。=！孔多塞的妻子的弟弟是个元帅，参加了滑铁卢战役，不过不幸的是他不是取胜的威灵顿，而是导致拿破仑失败的格鲁齐……
戈德文：同样提倡自由主义，反对专制，据说这是因为他耿耿于怀小时候因为抚摸一只狗而被父亲大骂……不过他有意思的是他的亲人们：他的妻子据说是个妇女参政论者，而他的女婿叫雪莱。
马尔萨斯：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一再被事实证谬，但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威胁论仍然是每个关于人口的问题不能绕开的逻辑。
马尔萨斯的严密逻辑来自于他在剑桥受过了良好数学训练，他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教堂担任牧师，而他的父亲同样也是牧师，两位牧师经常辩论，与乐观、相信理性会将人类带入全盛的世界的父亲不同，马尔萨斯带着一种忧郁和警惕性，他不认为美好会自动降临，而人的理性无法驾驭所有事物，例如性欲。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个偏执的辩论狂，相反正是在父亲的鼓励下，马尔萨斯开始写作他的观点，并流传至今。学术的故事总是充满巧合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催生了进化论。当达尔文从军舰的环球航行中返回，他搜集了大量材料，却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总而言之非常迷茫，直到一天他偶然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生存竞争的观点是马尔萨斯传给达尔文的，而不是很多书所说：马尔萨斯富于达尔文的进化主义。

11欢迎光临古典经济学时代（1）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句万能的话……不过用它来形容古典经济学时代再好不过了，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整个古典时代是最好的时代，这里充满了富裕思想的大脑，也开启了经济学市场至上的经典思想，这一思想本身至今仍然屹立不倒。这一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劳动价值论与市场需求供给理论的矛盾冲突越发明显，最终导致了非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边际革命的各自兴起。两大流派的决裂衍射出不同的经济学发展方向。不管怎么说，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创立了这个伟大而不朽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有如巨大的影子投射在每个经济学家的潜意识里。
    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被广泛当作古往今来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休谟以及同时代的其它优秀分子共同见证了苏格兰学术圈在那个时代的繁荣，他们仅仅是其中的若干名字之一：斯密的一位好友在格拉斯哥大学旁边开了一个车间，鼓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人叫瓦特；而斯密去世时的遗嘱执行人是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霍顿，两人都是格拉斯哥大学当时的教授，据说前者是现代化学的奠基人，而后者则是地质学的鼻祖……
    斯密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早年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后来受教会的“委托培养”前往牛津读书，不过那个时候牛津剑桥处于低谷期，貌似比现在的中国大学好不到哪里去：学术腐败、学生不学无术，据说斯密曾经给贵族学院提鞋，当然这个事情不知道真假。斯密本人的收获绝大部分来源于自己的阅读。而后斯密返回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先是主讲逻辑学，并发表了《道德情操论》，注意，这是斯密本人最重要的著作，比《国富论》更好。此书的成功奠定了斯密的地位，他得到了那个时代所有学者梦寐以求的工作：担任贵族的家庭教师，而对方巴克勒公爵对其倍加赏识，给予了他优厚的酬劳并在后来为斯密找到了海关专员这样的肥差。担任家庭教师不仅有丰厚的薪水和足够的闲暇进行创作，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游历欧洲，斯密在法国的经历就是拜此所赐。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渊源一直为后人感兴趣，实际上如果不是魁奈早死2年，国富论一定会献给这个法国御医，有意思的是图卢兹再次与经济学扯上了联系：斯密的国富论在那里开始撰写。有人认为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学到了不少。不过正如熊彼特所说，斯密的伟大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把已有的观点作了系统总结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密一生父亲早逝，与母亲的相依为命，而在母亲去世不到6年，斯密追随而去。
    斯密并不是古板的人，其实他很喜欢社交活动并且颇受人欢迎。斯密和好友休谟一样终身未娶，不过他显然没有休谟那样的桃花运，这个倒与他有意思的性格很有关系，平时的斯密是个没有记性并极度不上心的人，这或许是伟大学者专心创造的表现，不过显然也留下了不少趣事。我们有很多这类的趣事可以分享：斯密经常在舞会上看上了某位貌美女子，可在舞后却每每忘记了对方的名字；斯密习惯于用自己的黄油面包泡茶，并奇怪为何茶水有奇异的味道，而他后来参观鞣革厂的时候甚至跌进了鞣革坑中。到了海关后仍有趣事，一次隆重的检阅中面对15响礼炮和仪仗队，斯密本想答礼，却不知道为何拿着自己的手杖转了数圈。而在签自己的薪水合同的时候他更小心翼翼的模仿同事笔记签了他人的名字=。=！

以下是我的两个高中同学的聊天记录，大概起因是Aohajin同学为他的英文课写作文，老师的题目是Economy&Society 但是他写了一大堆数学公式和耗散结构的模型，于是和学生物的昱同学讨论该怎么修改以靠谱一点……
昱音 12:50:04
关于小卖部出现假币后发生的蝴蝶效应的上限
实名制的猪 12:50:01
..........................
昱音 12:50:19
因为总有个上限的
实名制的猪 12:50:19
有吗?
实名制的猪 12:50:23
= =
实名制的猪 12:50:27
哦
实名制的猪 12:50:30
是有...
昱音 12:51:11
能量会用于熵增和维系最初的混乱/不和谐
昱音 12:52:02
或者你可以写社会中低诚信度的人的比例对社会的效率的影响
昱音 12:52:39
可以一分二 地建点简单模型 …… 如果你想写社会的话
实名制的猪 12:52:37
...
实名制的猪 12:53:01
我想在一个小时内写完,然后复习数学= =
昱音 12:53:28
而实际上我对某个碱基的突变频率对蜂类翅膀的进化速度更感兴趣

………………这在聊什么啊……？！·#！？￥·！

一个人坐在明德的实验室里发呆 面前是要处理的文稿但是却懒得写下去，没有人 诺大的实验室第一次让人觉得有空洞洞的感觉，当然只是感觉。

这个周末，我坐在机房里，可以预见的很多周末，我应该也是坐在电脑前，对着数据或者论文发呆：这就是我选的生活，为了它，你不得不承认会失去很多

这周的经历就像这个大四的下学期，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了原点。

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的实验室 总是孤单的 可以预想的将来 Troy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自己一个人走。

10特别的非主流人物
最近几日手头有点有意思的工作，再加上个人一向有懒惰倾向~忘了更新，向大家道歉:(
今天我们讲述3个特别的非主流人物：加里安尼、休谟和斯图亚特
    加里安尼：当时任意大利驻巴黎的外交使节，似乎是个很聪明且具有风度的外交家。加里安尼是典型的才华横溢的人物，他22岁时就已是一本很出色的《货币论》的作者。加里安尼最出色的贡献是他对主观价值论的发展，这里他详细推倒了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过程，并且特别强调了人的效用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连同后面的孔多塞，和前面的杜尔阁、约翰.劳，我们提到了4个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先驱者，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被发扬光大。斯密和李嘉图仍然是劳动价值论的虔诚拥护者，而边际革命则是10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里很奇怪的是，斯密在法国旅行求教时，加里安尼和杜尔阁都曾经跟他有过密切交往，但却对他的劳动价值论没有什么影响。当时的巴黎的确是精英荟萃之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那个时代加里安尼、斯密和杜尔阁谁写出国富论都是好不令人惊讶的。这里斯密的教职身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杜尔阁曾经有过宏大巨著的设想，但是财政大臣的繁重事务让这一想法无疑毫无现实性；而加里安尼外交官的职业工作和繁多的官方文书显然也很沉重，更关键的是作为外交官，在时尚之都巴黎的生活中舞会、美食、嘉酿和床上的交际花似乎比国富论更有感召力。
    休谟：休谟的大名更多地与他的经验主义和认识论批判联系在一起，100只白天鹅和第101只黑天鹅的悖论是人类认识论永远无法回答的课题。不过休谟对经济学的影响不为人们所熟悉，他实际提出了经济产业的转移问题，这一理论在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越南、印度都有了应验。休谟对于经济学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他对人文科学的影响：是休谟，因为他与以往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有的自然科学背景所截然不同的人文背景，以及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提出了人的本性的核心地位而不是重农主义那样的世界秩序的自然理性。可以说是休谟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提供了人本的背景。休谟另一个方法论上的贡献是第一次严格区分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两个概念。
    斯图亚特：这虽然是个苏格兰人，但是因为宗教问题其大半辈子是在欧洲大陆度过的。斯图亚特虽然熟读了休谟的作品，但是他却代表了另外的经济学方向：他的经济学是法学意味的，他的世界观是国家主义的：世界是个很走错时的钟表，国家需要给与他不停的修正。斯图亚特继承了欧洲大陆经济学中官房长官经济学的特质，着重讨论经济政策和经济控制，这一道路也导致了他和英国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尽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曾赞许过他的作品，斯密却始终未提到他，而约翰.穆勒对他也是漫不经心。相反，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对他赞赏有加。

9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作为经济学思想史的重要一笔，却出奇地短命：它的产生、发展和辉煌仅有10余年的时间。重农的思想中拥有太多的过时的观点以至于它在历史的大潮中被迅速冲刷，但是它也蕴含了太多的新颖的元素并对经济学的未来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重农学派就想经济学历史的夜空中一道绚烂的礼花，永远为人所津津乐道。
    魁奈：严格意义上说，重农学派远不如以后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学派那样有出任教职的人物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树立的牢固的基础。重农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派，与它的核心人物魁奈的个人精神魅力和其相关的巨大权势支持密切相关，而这本身也决定了重农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短命。魁奈一辈子从事医学，他是个优秀的内科医生并且在医学、生物学和物理学上颇有建树。据说他曾经做过血液的循环实验，不过我真的忘记是否是他本人所作。魁奈后来被介绍成为蓬巴多尔夫人的私人医生，并深得后者的信任和友谊。蓬巴多尔夫人不是一个简单女人，因为她是路易十四热恋的情妇，也可以说是当时巴黎最有权势的女人。魁奈很快进入了凡尔赛宫并出任了路易十四本人的私人医生。那个时代的法国是文明的中心，路易十四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化名人和科学家、哲学家，魁奈很快融入其中并所得颇多。路易十四的财政问题刺激了魁奈，抱着不仅关爱陛下身体安康也要为其排忧解难的热诚，魁奈提出了他的重农学派观点，而此时他已60多岁了。魁奈的重农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对于经济系统循环流动的表述以及著名的分析表。前者第一次从生产产出的循环流动中表述了经济系统的运动方式，而后者则是数量化讨论宏观经济学产出、分配的第一例，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中就有的它的影子，而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处处弥漫着它的气味。分析表实际有好几版，北大翻译的一本魁奈的著作里似乎有各版的照片，看起来很零乱的样子。魁奈很牛的地方在于他做了一些重农主义的东西以后觉得没什么意思，又跑去研究数学了=。=！总的说来，经济学对于魁奈来说是他若干在凡尔赛宫无聊创作的一部分，虽然很多追随者将此作为毕生的事业孜孜不倦。
    杜尔阁：曾任财政大臣（又一个财政大臣……），被很多人认为是最被低估和忽视的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观点在杜尔阁这里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述，杜尔阁遵循自然秩序，这也是重农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它们倡导一种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色彩，自然的一起都是精准的机器，人们的行为却往往打扰其运转，这是典型的大陆哲学色彩的世界观。杜尔阁奇怪的地方还在于他虽然被认为是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自身却与重农学派刻意保持着某种距离，并且与休谟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休谟就曾在书信中说：“但愿杜尔阁，我们亲爱的朋友，远离那帮重农的愚笨之徒。”杜尔阁的价值观是主观价值论的，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收益递减理论，并洞察到了各行各业利润率的收敛趋势，同时他将“均衡”这里物理学概念引入了经济学，并延续至今。利息，在他那里第一次明确被作为“衡量资本丰裕还是稀缺的温度计”。杜尔阁写过一本很有名的《论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这本书是为了赠送给两位即将回国的中国清政府的留学生而写。那个时代的法国文化界对遥远的东方专制制度下的繁荣有着出奇的好感，杜尔阁也不例外，他跟中华文化的追随者伏尔泰交往甚密，也对孔子颇有研究。甚至这与当时在法国巴黎访问的斯密扯上了关系：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和魁奈，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高丽殊与杨德旺。因而有人甚至说斯密的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有司马迁的影响在其中，当然这点似乎很牵强，杜尔阁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代表，或者说照熊彼特的观点说，亚当斯密就是把大家的观点作了很好的总述，当然这是后话。杜尔阁的这本《论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还有个很有趣的插曲，杜尔阁把这本书交由自己的好友出版，可是该出版商好心办错事，将原文作了大量的改动似乎使得很多文意发生了变化，以后便是诸多的寻找原作的艰苦努力，这个部分商务印书馆的译作里译者在序言中有过很详细的描述，我也忘了出错的是否只是英文版，以及最后究竟完全弥补了这位好心而自负的朋友的过失没有。

8重农主义的前奏
    最先与重商主义产生冲突的新思潮来自于重农主义，而要了解重农主义的思想，必须要熟悉一下重农主义诞生之前的法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他们既有重商主义者，也有重农思想的萌芽，在欧洲大陆，与英国的商人经济学家和纯学术的经济学家对应，法国和德国的专制集权制度决定了经济学家更注重政策层面，或者说，他们更多地本身就是经济事务的官僚。这一反映甚至体现在我们将要提到的约翰.劳和坎蒂隆身上，尽管他们分别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然而他们的思想基因决定了其思想在法国而不是不列颠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
    柯尔贝尔：柯尔贝尔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者，作为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和宰相，他所奉行的严格金银政策和柯尔贝尔制度——一项旨在严格控制法国出口品质量的著名制度成为几乎所有经济史中重商主义的经典案例。柯尔贝尔制度的详细是可怕的，它甚至规定了地毯每边的针数和所采用的技巧。这些重商主义政策提高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显然牺牲了法国农业的利益：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法国的粮食因为重商主义对国家战略物资的管制而无法出口，从而低价供应国内的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农业补贴工商业。可以说柯尔贝尔的政策在路易十四连年战争挥霍的背景下成为了重农主义先驱者们最好的靶子，而路易十四的财政问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重农主义的兴起，当然这与柯尔贝尔无关。柯尔贝尔的另一件重大事件是他曾尝试推行消费税、废除不公平的人头税，因为后者总是容易被贵族所逃避而导致普通阶层的税负加重。他的朋友，法国著名的工程师沃邦元帅起草了一份甚至带有累进税制的消费税草案并将它呈送给路易十四，不过路易十四对此十分愤怒，他命人当面焚毁了这本书，而沃邦元帅则名誉扫地，在焚书的当天羞辱地死在了家中。消费税的事情从此无人敢提，最后人头税的重负如柯尔贝尔生前所担心的那样制造了麻烦，一个叫做法国大革命的怪物在沃邦元帅的墓地旁诞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简.博丁齐名的人物，作为柯尔贝尔靶心的射手，布阿吉尔贝尔极力主张农业的权力，他揭示了最初的重农主义萌芽：肯定了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极力推进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当然和重商主义者相同，这是在自由贸易有利于他的观点时——因为自由贸易将提高法国的农产品价格。布阿吉尔贝尔在粮食价格与出口量上有着精彩的分析，很有边际价格的味道。
    约翰.劳：又一个可怜的财政部长。约翰.劳原来是英格兰的财政厅长，后被任命为法国财政部长以挽救路易十四留下的财政危机。劳最出名的事情是密西西比河公司的股票，这一巨大的投机泡沫破裂后自然使得其发起人身败名裂。不过劳作为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他是首先提出银行可以创造货币的人，也是首先意识到信用作用的人。他引入了“流通”这一生物学词汇。价值论方面他利用供求关系讨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以前鲜有人涉猎，我们所熟知的水和钻石的问题就是他所提出的。
    坎蒂隆：一个来自于爱尔兰的巴黎银行家，这个人对于重农主义的贡献在于提出财富来源于土地，而劳动是获取他们的方式，这一句很有亚里士多德意味的语言成为重农思想的萌芽。同时他另一很重要的贡献是注意到了价格水平的不均匀扩散：即物价水平变化在各种不同商品之间反映的程度和速度不同，这一论题的继承者则是凯恩斯。坎蒂隆是一个低调富商的典型，没有人知道他出生年月，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财富究竟有多少。他的著作和很多其他同时代有着天才贡献的著作一样不被人注意，最后是1881年时杰文斯的大力赞赏才使人们意识到它的价值。坎蒂隆解雇了他的厨师，而后者因为薪水问题或失业的愤怒而谋害了他。

7自由主义的萌芽
    在重商主义的大潮之中，同样存在着自由主义的萌芽，前面的戴维南特和配第已经有所表现，而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洛克与诺斯。洛克的经济学与他的政治学成就相比只是一种延伸，而诺斯则长期不为人知。他们的意义与其说是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如说是对英国那个纷乱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初始表现。
    洛克：洛克限制政府公权力的思想妇孺皆知，他与经济学挂钩却多少是因为公权力的缘故。洛克的保护人兼亲密朋友沙夫兹伯利侯爵担任了财政大臣，因而洛克自然需要帮助他的保护人好好讨论一下经济问题。洛克的朋友们在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后势力达到了顶峰，他们给了洛克一个舒适的闲职：“国王陛下为促进贸易并视察和改良美洲和其他地方种植园的专员”，这是个看上去就知道舒适享受的肥差，洛克也免费体验了殖民地头子的疯狂奢华。不过洛克朋友的好运就此截止，他的保护人沙夫兹伯利侯爵最后被迫流亡荷兰，这还与我们下面提到的诺斯爵士有关。作为一个同时具备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伟大人物，洛克的经济学和他的哲学一样从来就不是统一的，在他的经济学中你可以同时看到劳动价值论和供求理论，这两者却同时不那么矛盾地重合在了一起。
    达德利.诺斯：诺斯爵士并不是典型的经济学家路线，他出身在一个显赫的家族之中，但是12岁时就因为厌恶读书而去从商。19岁时家里给他了一笔巨款，同时将他送去了土耳其，20年后他功成名就，作为富商返回伦敦，开始投入选举和写作之中。诺斯的著作在生前似乎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却得到了他的弟弟的赏识，后者坚持撰写了一本他的传记。而这本传记出现将近80年后，1818年詹姆斯.穆勒偶然间读到了它，并着手寻找诺斯的著作，4年后，诺斯的原作得以重见天日。诺斯的著作被遗忘是很正常的，他所表述的内容过于超前，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没法理解其中奥妙。他的经济学有着某种机械论的元素，事物的讨论被抽象了，形成了很多我们今天叫做经济学模型的东西，他将贸易定义为交换的手段而不是当时的财富来源。在讨论国际贸易时他干脆将其与国内贸易一起讨论，这在当时属于无稽之谈。诺斯的这些全新的因素得益于他读书甚少，他没有受过完整的系统教育，或者说，他没有像我们一样花10几年去接受经济学家学术圈迂腐的毒害，而没有偏见和灌输的大脑往往可以迸发出新颖的火花。
诺斯和洛克的观点在很多地方都有惊人的相似，以至于我们很难去区分谁最先表述，或者谁是否受过谁的影响。那个世纪里手稿通常在正式发行前的若干年就已流行开来，而诺斯和洛克因为政治的原因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那个年代的事情往往带着一些不可思议，诺斯显然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却接受托利党人的委托竞选伦敦的地区长官成功，并在当选后积极迫害辉格党人以此来策动后者的谋反，这其中包括沙夫兹伯利侯爵。当陪审团认为后者没有构成叛国罪时他甚至动用权力裁减了陪审团成员。最后沙夫兹伯利侯爵被迫流亡荷兰，而诺斯因此得到了爵士头衔。
    诺斯的后代与配第的后代很有趣的发生了联系：他的后代诺斯是1774年的首相，当时议会通过了引发北美独立战争的《无可忍受法案》。

这几日忙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写。跟大家道歉=。=，今天讲讲数量潮流中的其他几个人，不过他们远没有配第的经历那么传奇了~
6短命的数量方法潮流
    格伯特：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有钱的布商，曾经在配第回英国的初期给予了后者大力的扶持，据说配第的音乐教授职位就是他私下活动的结果。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由于宗教原因和伦敦大火的损失，他的后半生不得不靠配第的扶助。
格伯特不算个经济学家，我们这里提到他主要是引文他在考察英国人口问题时发现了一种均值的规律性，这其实就是大数定律，但是似乎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一个不懂大数定律的人应用大数定律作了很好的研究，这样的事情基本仅此一例。
    弗利特伍德：此人的贡献在于利用数据系统地考察了物价的时间变化，不过他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是出于学术爱好，而是希望废除一项对于教授的，或者说对于他自己的法令：这一250年前的法令规定教授不得出任薪水高于5镑的兼职，而在250年中5镑的价值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戴维南特：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他，这里说说他的其他趣事。戴维南特的老爸是个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剧院老板，戴维南特本人显然继承了其父的天赋，他19岁时就写作了第一部戏剧，而他干了一辈子的正式工作则是戏剧检察官。
    金：这个人的天才工作是戴维南特介绍给世人的，他的贡献在于用数据分析了小麦产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他采用比例关系进行分析，因而实际上给出了小麦的价格弹性公式，后来的马歇尔、希克斯等人的供求关系分析都是建立在金的工作的基础之上。
    伯努利：伯努利首先是一个家族名称，对于它我最好先引数学家的故事中的介绍，没有见过写得比它更好的了：

“这是一个生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部落，有着十几位优秀的科学家都拥有这个令人骄傲的姓氏。
John Bernoulli（约翰·伯努利）在1696年把最速降线问题在一个叫做《教师学报》的杂志上面提出，公开挑战主要是针对他的哥哥Jacobi Bernoulli（加可比·伯努利），这两个人在学术上一直相互不忿，据说当年John求悬链线的方程，熬了一夜就搞定了，Jacobi（加可比·伯努利）做了一年还认为悬链线应该是抛物线，实在是很没面子。那个杂志好像是Leibniz（莱布尼兹）搞得，很牛，欧洲的牛人们都来做这个东西。到最后，John收到了5份答案，有他自己的，Leibniz的，还有一个L.Hospital（洛比塔）侯爵的（我们比较喜欢的那个L.Hospital法则好像是他雇人做的，是个有钱人），然后是他哥哥Jacobi的，最后一份是盖着英国邮戳的，必然是Newton（牛顿）的，John自己说“我从它的利爪上认出了这头狮子。”据说当年Newton从造币厂回去，看到了Bernoulli的题，感觉浑身不爽，熬夜到凌晨4点，就搞定了。这么多解答当中，John的应该是最漂亮的，类比了Fermat（费马）原理，用光学一下做了出来。但是从影响来说，Jacobi的做法真正体现了变分思想。
Bernoulli一家在欧洲享有盛誉，有一个传说，讲的是Daniel Bernoulli（丹尼尔·伯努利）（他是John Bernoulli的儿子）有一次正在做穿过欧洲的旅行，他与一个陌生人聊天，他很谦虚的自我介绍：“我是Daniel Bernoulli。"那个人当时就怒了，说：“我是还是Issac Newton（牛顿）呢。”Daniel从此之后在很多的场合深情的回忆起这一次经历，把它当作自己曾经听过的最衷心的赞扬。”

伯努利家族跟经济学沾边来自于圣彼得堡悖论，这是由Nicholas Bernoulli提出来的，并由他的侄子也就是上文所说的Daniel Bernoulli所解决。这一悖论的重要性在于：１这个问题本身第一次讨论了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问题；２Daniel Bernoulli的解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效用函数，并预示了效用递减；３这一效用函数形式就是期望效用论的原形。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一伟大的发现出现后并未引起革命性的变革，甚至根本不为经济学家们所知，而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后，才被效用论者重新提起。经济学这一伟大的智慧闪光，在大约２００年后才得以继续发展。这一问题的一个蹩脚的解释来自于数学和拉丁文：Daniel Bernoulli的解答是用拉丁文所写得数学论文。尔后的２００年中，经济学家先是懂拉丁文但并不懂数学，尔后当他们懂数学时却早已不懂拉丁文。

5短命的数量方法潮流（上）
    在17世纪，出于让讨论更加客观的需要，出现了对专门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数理方法潮流，配第、戴维南特、金和伯努利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在当时数学方法远远不足以处理数据和进行统计研究的情况下，这一潮流注定了其短命的命运，他们的遗志在300多年后先是被效用论者，更直接地被计量经济学家所继承，使得数量研究方法成为了经济学讨论中的标准范式之一。
    配第：配第的一生经历和他的贡献都极富传奇色彩。他于162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穷裁缝的家中，配第是个自学成才的典型范例，他12岁时便精通拉丁文，同时和很多穷苦孩子一样喜欢手工制作小物件。14岁时配第到了客船上担当服务员，却因为断了腿而被水手们遗弃在法国海岸，在那里他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拉丁文获得了卡昂大学的入学接收，并靠拉丁语教师和代人订做珠宝首饰过活。在这里配第完成了他传奇的财富积累的第一步：从14岁上船时的1先令到20岁时的70镑，考虑到其间的遭遇，这不能不叫人惊叹。此时英国陷入保王党和议会党人的内战之中，配第毕业后前往尼德兰（今荷兰）研究医学，随后去了巴黎跟随霍布斯，不过他与霍布斯举世闻名的政治学无关，实际上他是霍布斯的解剖学试验助手。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在欧洲的文明中心巴黎配第接触了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包括数学家和统计学家。配第后来回到了伦敦，取得了某种用于复写的机器的发明专利，并开始为当地的学者圈所接受。一年后，由于保王党人在大学系统内被大规模清洗，配第得到了去牛津的机会，他出任了布拉斯诺斯学院的董事和副总裁，还是牛津医学博士和解剖学教授——正是这里他做了一件极少经济学家做过的事：救活了一位自杀的女士。同时配第还是伦敦格里沙学院的音乐教授，那个时代的音乐比现在指向更宽泛的文化概念。
一切似乎很传奇，但是远远没有结束，1651年配第决定结束自己的学术生涯，在英国进攻爱尔兰的军队中任外科医生，不过那个年代似乎医生有很多兼职，配第就是掌管测量爱尔兰土地的负责人之一，这一工作大大丰富了他收集数据的经验。同时这也是件肥差，酬劳高，且配第利用这个机会低价购买了不少士兵分得的土地，这其中多半有不少灰色的东西，因为配第为此去法院喝过很多次茶。1659年配第返回伦敦，做过几个月议会议员，然后开始了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配第是幸运的，查理二世很赏识他，并没有追究他与克伦威尔家族过密交往的前科，1661年配第得到了爵士，并于1667年娶了一位漂亮年青的寡妇——当年一起测量土地的同事的女儿，不过这位同事上将没有配第的运气，他作为议会党人死在了狱中。配第后来被派往都柏林任海事法官，这样他可以不至于在自己爱尔兰的产业和伦敦的事务之间来回奔波。这里配第认识了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后者时任都柏林海事法院的首脑。两者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友谊，配第曾直接举荐过詹姆斯二世接任帝位，尽管没有被同意，但是当时的皇帝查理二世似乎对此很高兴。而1688年，也就是配第死后仅一年，詹姆斯二世被光荣革命所推翻，在他逃亡法国之前所做的最后一系列事情之一就是将配第的遗孀封为终身贵族。配第的传奇还并没有结束，他的曾孙是谢尔维斯伯爵，此人曾任乔治三世的国务秘书，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持怀柔政策。也正是他作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于1783年签署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
作为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大脑之一，配第的贡献也可说是眼花缭乱，除开经济学以外，配第是杰出的小巧器械的发明家，他曾经改进了一种双龙骨船，并被大量使用，他研制了家用水暖器，并有可能是抽水马桶的发明人。
配第的经济学贡献首先是数量方法意义上的，但是那个年代的数量方法显然并不具有科学性。配第的国民经济算术，更类似于中国统计局所做的工作，通过严重残缺的数据估算新数据。这当然很带来可信度的问题，例如通过30%的出口增长来估计人口30%的增长，或者用死亡人数乘以30计算所谓的总人口……这些很大程度上的主观估计在当时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具有意义，但是并不可靠，据说戴维南特就曾批评配第说他“说着自己也不信的话”。在统计方法上，在那个远没有概率论的时代，配第所用的唯一的统计方法不过是平均数而已，那个年代配第所关心的是数据的测度，而不是分析和预测。
    配第的聪明更多的来自于他独立的思考，针对那个年代普遍流行的国家贸易顺差则富裕的观点配第给予了抨击，他的反对很实际：爱尔兰维持了大约100多年的顺差，却从来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配第似乎还是第一个书面支持征收消费税而不是所得税的人，尽管这一税收制度在尼德兰早已施行。
    配第影响力最持久的贡献还是来自于经济学术语，“周期”、“充分就业”这些基本术语都是他最先提出，而最著名的莫过于“ceteris paribus”，这一段优美的拉丁文意思是：“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是每个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论文所必有的话语。

4 重商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这一时期是经济学家的平民时代，伴随纸张的使用，知识不再是教会人员独享的特权，经济学作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部分，得到了几乎整个市民阶级的讨论。工人、商人、农场主、演员、医生，几乎所有人都具备了发表自己观点的能力，有一句话说得精妙：“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并不是出自某个大家的手笔，而是来自于一个武器制造商撰写的无聊的小册子之中。这一时代的商业气息也决定了商人以及和商人密切相关的官僚，而不是道德学家和劳苦大众，成为这个年代经济学家的核心力量。他们受过人文主义训练和良好的拉丁文教育，也显然更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经济问题。不过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显然是实际而政策导向的，它们没有系统性，也往往来自于少数经验而非一般事实和统计研究，或者说，它们有着先天的逻辑缺陷。

    这一时期又是民族国家形成和扩张的时代，整个17世纪英国似乎只有1年没有战争，这一背景下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具有浓厚的国家民族性，他们热诚地讨论国家富强之道，对于邻国的超越夜不能寐。在互相敌对的情绪下，一国之所得往往确定为一国之所失，重商主义的思想悄然蔓延开来。

    托马斯.孟:作为重商主义的晚期最主要代表，托马斯.孟被誉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其观点大体坚持了重商主义的基本论调：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损失必为另一方的所得。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产的增长和比较优势原理（这个都考虑了就没有斯密李嘉图的了……），但是其并不如早期重商主义将货币等价于财富，我认为托马斯.孟更多将货币当作了计量财富或者说价值的一种手段，但对于财富本身的使用实际很模糊，有时指货币量，有时指某种实物所具有的价值。他不仅如一般经济学思想史所说倡导货币可以流出本国（这与很多重商主义者意见相左）以获取更大利益，还反驳了很多其他重商主义者所谓的“货币增加”政策：扶植汇兑商、制定不公正的汇兑价格、货币流动的诸多限制等等。最后的结论里具有了均衡的思想萌芽：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入超则币值上升反之亦然。这其实再推理就应与其核心理念：国家财富来自于出口货物价值与进口货物价值净差相悖了，不知为何他没有再详述。不能不说托马斯.孟是个富于才华的人，他在分析时缺乏工具，但是总能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一语中的（虽然有时难免会有局限），看起来非常明快。孟的国家民族性表现在对尼德兰（即荷兰）这个当时英国反西班牙最重要的盟友充满了恶毒攻击（不就是人家和你抢北海的鱼……），不光自己攻击，还不忘假借意大利人之口鞭一下尸，末了再连同敬畏荷兰的英国人顺带辱骂一通。这一论点显然是充满了利益需要的主张环节而不是什么讨论贸易实质了。

   戴维南特：他的精彩之处在于针对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和禁止印度棉织品和丝织品的法案问题，在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中和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对印度商品的消费看作是不会消失的消费倾向，英国丧失其主导则非但不会让印度商品消失，反而会将贸易权交给别人（戴维南特中的荷兰和孟中的土耳其），从而丧失了其中利益，换句话说，全欧洲对印度的贸易逆差是存在的，英国人做印度贸易时可以从欧洲他国对印度商品的逆差中赚得一份钱（中间商的收益），这是有典型重商主义背景下极为理智缜密的逻辑分析，或者说，很有寡头博弈的味道，这也是和重商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倾向所相一致的。时至今日，孟和戴维南特的辩护方式还经常见于人们口中，而经济学家们尽管更偏好自由主义经济学全球资源配置的说法，但在很多问题上他们同样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一方式来进行辩护，一个最显然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纺织品出口，美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最有力的证明不是相对比较优势，而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中国不生产这些廉价纺织品，越南老挝赞比亚也会生产。制裁中国显然不是聪明的办法。
   孟是个宽容的开明重商主义者，大家喜欢穿印度货是个自由的选择，没有问题，孟只关心其后的贸易结果及其解决办法。戴维南特是个严酷的半自由主义者，大家喜欢印度商品是因为他们喜欢奢华，他骨子里一定对此很鄙夷。而且对于劳工问题上他对于下等人不被作为劳力腹诽颇多，而关于议会的若干嘲讽更让我有理由认为他某种意义上会倾向于中央集权和对个人偏好的干涉。这两个人是个奇怪的组合，重商主义者在这里看起来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者更开明更支持自由贸易，有时候学术观点是个混合体，自由贸易和集权主义者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得很自然。

    范德林特：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荷兰人，不过其移民到了英国，因而算是英国经济学家（更确切的说，英国喜欢写小册子的商人）他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讨论货币数量论的小册子中，由于作者的观点在于人口需要增长才能保持低价，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贸易状况和人口，以及人口相关的家庭、婚姻等因素的关系，这似乎大大超前于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在这里找到了鼻祖。